陈映真（1937-2016），台湾文学家、思想家、社会运动家。本名陈永善，生于台湾苗栗县，祖籍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1959年以小说《面摊》进入文坛，曾获吴浊流文学奖、《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等。1985年创办《人间》杂志，开创中文纪实摄影报道先河。

陈映真手迹。

《将军族》《夜行货车》《赵南栋》 作者：陈映真 版本：理想国｜九州出版社 2020年6月

在当下读到陈映真小说全集，是一次迟来的回望。回望二十世纪急剧动荡的历史和历史后街上的无名者，回望一位知识人和理想主义者所走过的漫长生命旅程，也是回望一个人，如何与自身的虚无软弱缠斗，在思想和精神上执着探索新的出路，让光进来，照进一个黑云压城的阴霾时代。

写活战后一代人痛苦不安的灵魂

1959年，还在淡江英专读书的陈映真，在《笔汇》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面摊》，奠定他小说的基调：对普通人生命的深切关注，超越界限的人道主义关怀，忧郁怅然的诗性抒情，以及叙事手法的复调性。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早期小说的名篇，小说以康雄的姐姐“我”的视角展开叙事，透过康雄的三本日记，进入一个细瘦苍白的安那其少年哀伤负罪的心灵。在那个充满禁忌的时代，康雄身上那种朦胧的热烈的怅惘的，却在现实中无法深植的理想，那种自我与理想俱碎后死灭的沉沉的悲哀，深深地打动了当时台湾无数年轻人温柔敏感的心，触发了他们强烈的情感共鸣。作家三毛说，这篇小说她“看了一百遍以上，每遍读都哭”。

康雄无疑是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灵魂人物。或隐或显地，他很多小说中都有一个康雄那般忧郁彷徨的青年，张着一双热切而困惑的眼睛，孤独地醒来，怀抱着某种模糊的理想去行动，继而幻灭，终至堕落或死亡。革命者与颓废者、神明与魔障、圣徒与败德者，是酷似的孪生儿，在他心中并存。他是《苹果树》中在破败街巷弹琴画画憧憬着一片“幸福的乐土”的林武治，是《乡村的教师》中心怀家国理想却被战争梦魇吞噬的吴锦翔……

《将军族》中的另一些小说则展现出别样的面貌，它们略显滞涩怪诞，如梦魇般，笼罩着令人不安的阴翳氛围，如《故乡》《死者》《一绿色之候鸟》《永恒的大地》等，这些小说暗自埋藏着历史与现实的骨节，而复坠于人物内心的幽暗不可解中。陈映真用这些密度极大、意涵极深的文字，密密编织成一张张坚实而缠绕的网，在历史与人心的风暴中打捞，网住了一些坚硬的物质，而有意无意漏掉的，则隐藏在笔下人物忧郁的目光里，在放诞的言行中，在隐喻性和寓言体的笔法里，在奇崛陡峭的意象中（如《面摊》中故乡初夏傍晚那颗橙红的早星，《祖父和伞》中那支“像一个神秘的巨灵”“有着一种尊贵魅人的亮光”的美丽的伞……）。这与当时极其压抑的外部环境有关，亦与作者内心的大苦闷尚未找到思想与精神出路有关。

在《将军族》收录的二十四篇小说中，陈映真写活了战后一代人痛苦不安的灵魂，他们的离乱浮生，他们内心无名的悲哀。他所书写的，或可用《乡村的教师》中的一句话作结，“是一个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后的遗迹”。

把关注目光投向现代职场中人

在下一本《夜行货车》中，像从一条幽暗蜿蜒的山路中寻到出口，小说风格转而明晰清朗，骨骼分明。主人公从心灵的泥淖中拔足，进入“华盛顿大楼”。“华盛顿大楼”系列亦是陈映真历经七年“远行”之后重返文坛的作品，从中可看出他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在这些小说中，陈映真把关注目光投向现代职场中人，他们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消费主义的席卷中，在日复一日的上班族生活中，无声地承受着内心的磨损与异化，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台北漂”的故事，在当下读来心有戚戚焉。

《上班族的一日》中，辞职才一天就感到仿佛被世界抛弃了的黄静雄猛然惊觉：“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云》通过跨国公司女工工会的筹组与失败的真实经历，直指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与日常表象背后那操控一切的庞大权力结构。《六月里的玫瑰花》《贺大哥》两篇则分别通过军曹巴尔奈和吧女艾密丽的爱情、越战退役美国青年贺大哥寻求心灵救赎的精神流浪记，深刻呈现了无可逃离的战争梦魇对人毁灭性的戕害，亦着力探讨爱的救赎的可能性，世俗之爱（《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爱情）与精神之爱（《贺大哥》中的人道主义之爱、宗教之爱）。“爱，无条件地爱人类，无条件地相信人类。虽然这无条件的信赖，往往带来甚至以生命当代价的危机。但是，让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能够不图回报，而从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层去爱别人、信赖别人。那美丽的、新的世界就伸手可及了。”这些话在当下读来，如一剂猛烈的清醒剂，瞬间被击中，再也不会忘记。

这些小说，更具时代与历史关联性的叙事架构，深入多层次多切面的当代社会现实，是陈映真“人间性”最为集中的体现。

以个人记忆召唤历史的幽灵

在代表晚期风格的小说集《赵南栋》中，陈映真的目光越过繁华都市，投向历史的幽暗岩层。《赵南栋》收录的七部中短篇小说，讲述台湾左翼青年从乌托邦到失乐园、被历史拨弄的悲剧命运，讲述丧乱时代普通人的世代断裂与悲欢离合。一个一个的人，隐入历史的背面，受欺压，被遗忘，而陈映真用小说将他们一一打捞起来，使得大量无法说、不可说的家国身世苦痛经验从幽暗历史地表浮现，全景式还原从日本殖民时期至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台湾乃至亚洲第三世界的历史与个人生活及两者间的交错与悖谬。青春情愫与理想主义交织，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同构，笔力雄阔苍劲、沉郁浑厚，标志着陈映真小说创作和历史反思的最高峰。

陈映真的小说温柔又凌厉，丰富却纯正，径直触碰灵魂。从1959年至2001年，纵观陈映真绵延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历程，他以笔为刀，一面自剖，一面剖世；一面极深地刺向自己和笔下人物灵魂的最深处，一面又极深地刺向高度复杂的外部现实和历史的关节处，内向叙事与外向叙事达到高度统一，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最吸引人的，是一种复杂暧昧又温柔体恤的内心深度，和罕见的对具体的人深刻有力的关怀。他极度真诚，不断地用文字、也用他的社会实践剔除思想和心灵上虚浮赘余的部分，剔除个人气质中对忧郁和感伤的沉溺，不断校正关注和思索世界的思想准线。

自剖与剖世这一核心特质，亦决定了陈映真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叙事手法及最终呈现的艺术风貌等。因为这种身心高度沉浸的主体性写作，和一般深具历史意识的小说不同，陈映真没有采用更普遍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视角，而是将其化作一种内向的有限叙述视角。他将幽暗的历史与现实，投影到笔下人物的记忆中，化为他们萦绕不断的梦魇，化为深沉的自省与思索。由此，在他的小说中，对历史、对社会的关注与人物内心“道德律”的自我拷问同时进行，互相缠斗，以个人记忆召唤历史的幽灵。正如学者黎湘萍所指出的，“他的思考穿过现实的表面，将已化为灵魂深处的阴影的过去再现了出来。”由此，陈映真的思索愈发真切刻骨。他一面深切关注着后街上的无名者，一面不断返归自身，一直在思索，在一个理想遭禁锢的时代，人如何才是活着？何为人之罪？何为历史之罪？如何创造一个“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他的小说中都是无可选择地背负着历史重压与心灵罪疚的普通人，哀哀无告，或沉默地承受痛苦，或在痛苦中思索、忏悔。他们一生被抛掷、受磨难，却背负着历史的重轭，在为整个时代的错误而忏悔，这其中深刻的悲凉与批判意识不言自明。

在陈映真笔下，世界不再是岿然不动的庞大器械，历史不再是冰冷的事实和数据，而是化作与人血肉相关的生命真实和情感真相，他以高度醇熟的艺术手法将混沌一片的现实与历史密密编织进人心与故事的纹理中。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映真对人的真正关怀，对信仰与爱的坚定，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与追求，对社会不义、历史罪恶的反思批判，才真正有了坚实可靠的现实落点与情感依托，才如此真实切肤，触碰灵魂。由此，陈映真的小说才真正成为一种“人的文学”，陈映真也被称为台湾的良心、“五四”精神在台湾最后的传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陈映真的小说时，常常在那些受欺凌的普通人和温柔痛苦的故事中，感受到一种崇高的、令人深深动容的理想主义情感和浪漫怀想。极严酷的现实质地与极浪漫超越性的精神内核，在他的小说中拧成一股紧密咬合的绳索，互为合力。而往深里看，这也正是两个陈映真的冲突与融合，一个是极富艺术气质、热忱敏感的小说家陈映真，一个是厌弃幻想、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改革者、思想者陈映真。由此，陈映真的小说，亦展示了一颗伟大心灵所能触及的深阔面向，一种矛盾而动人的复杂张力。

文/黄盼盼